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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玉垒浮云》 作者:高阳

第七章更新时间:2014-02-27

六月四日清晨五时二十三分,专车通过南满路吊桥,车头刚过,张作霖专用的那节车厢入桥上时,轰然一声,吊桥桥板,被炸塌落,压碎了三辆车厢的车顶。吴俊升当场身首异处,张作霖受重伤,刘哲、莫德惠及日本顾问嵯峨也受轻伤;常荫槐无事,因为他在皇姑屯之前一站就下车了。

皇姑屯离沈阳只有几里路,宪兵司令齐恩铭在总站等着迎接,听得爆炸声,知道出事了,立即率宪兵赶到;将受重伤的张作霖由汽车运进城,他只说了一句话:“千万别让小六子知道!”小六子是张学良的小名——张学良幼年,算命的说他会夭折;攘解之法是,将他送入寺庙当几天小和尚,然后接他出来,听到什么名字,就叫他什么名字,表示已是投胎为另一个人了。张作霖接他出来后,听得有人大喊:“小六子快回来吃饭。”因此,张学良的小名便叫“小六子”;当然,这个小名只有张作霖才能叫。

为什么张作霖临死以前的遗嘱,只有“千万别让小六子知道”这一句话?有人认为仅仅这一句话,张作霖在国史上便已不朽。因为他怕张学良骤闻凶信,急切父仇,下令对日本军队发动攻击,那就恰好给予日本少壮军人一个求之不得的机会;果然如此,则不但蒋介石在济南惨案中,忍痛忍辱以负重,务求打倒北洋军阀,接收北京政府的统一大业,势必功亏一篑;而且东三省亦马上就会变色。可以说,张作霖至死都是将国家的利益,置于个人的生死恩仇之上的。

因此,当张作霖在这天上午十点钟咽气以后,奉天省长提出秘不发丧的主张,五夫人不仅同意而且极力支持,所以对外发表的消息,除了说吴俊升当场被炸死之外,对张作霖只说他受伤,正在治疗之中。

当时日本在奉天的军政两方面的首脑,无不急于想知道张作霖的生死。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,及张作霖的日本顾问土肥原贤二、松井七夫的太太,平日与五夫人常有往还,此时都借探问为名,来找听动静,;只见五夫人依旧打扮得花枝招展,谈笑自若;遥望上房,虽不能看到张作霖的影子,但鸦片烟的香味,阵阵飘来,足证“老帅”未死。

这一套秦始皇、明成祖暴崩在外,秘不发丧的办法,居然瞒过了日本人,两天以后土肥原对日本新闻记者发表了一篇“活见鬼”的谈话,说他这天下午四时半,亲自看到张作霖,伤势已有起色。

这天——张作霖去世的六月四日,阴历为四月十七,恰好是张学良的生日,他做梦也没有想到,母难之日,又逢父难。

第二天上午,他在中南海召集军事会议,会前杨宇霆向他说:“奉天只怕出事了。”

“什么事?”

“只怕老帅遇险。”

张学良不相信,若有这样的大事,何以北京丝毫不知?因而问说:“你这消息是哪里来的?”

“法国公使馆有这么一个消息。”杨宇霆随即又说:“我也不大相信。”

连传达消息的人,自己都不相信,那还谈什么?但午饭以后,正在继续开会时,里间张学良的专线电话响了:是五夫人从沈阳打来的。

一听电话,张学良神色大变,眼圈发红;放下电话,沉思了好一会,擦擦眼睛,出室回到会议桌上,向在座的将领宣告:老帅遇险,炸断一臂,性命无忧。

这时的张学良,面临着很棘手的三个问题:第一是,日本既然炸死了张作霖,当然也放不过张学良,生命遭受威胁;第二是张作霖的“老弟兄”愿一致支持张学良继承父业,但东北政权如何得以顺利转移,获得日本的承认,大觉踌躇;第三是直鲁联军一直希望就食关外,但东三省可说没有一个人欢迎这支毫无军纪可言的部队,而且也养不起他们,张学良必须先解决这个问题后,才能出关奔丧。

经过极缜密的筹划,张学良在六月十六日,化装成为车头上加煤的工人,搭乘撤兵的列车抵达沈阳;沿途都有日本兵上车检查,亏得是在车头上,才未被发现。

满面煤黑,一身垢腻的张学良,背着一个褡裢袋,从铁路员工的出口,踏出车站。一个人走到小西门,他的卫队亦陆续到达,这是预先约好的会合地点,那里停着一辆小汽车,张学良上车发动引擎,载着他的卫队回到“帅府”。

这时的张作霖的遗体,自然是早就入殓了,但张学良还得忍着眼泪,不能凭棺一恸。第一件大事,自然是召集高级将领的会议,由张作相领头发言,一致表示拥护,或者说是支持,接下来讨论发丧的步骤。

第一步是以张作霖的名义,写一张手谕,因伤不能视事,一切职务交由张学良代理。“老帅”会签他的姓名;但张学良已学得唯妙唯肖,仿冒以后,大家仔细观察,都说毫无破绽,日本人要看也不要紧。

第二步是调兵遣将,加以警戒。因为有确实情报,河本大作在六月三日,曾集合了一批日本军,在“南满附属地”待机而动;由于跟关东军参谋长齐藤恒未曾联络,为齐藤所解散。河本复又不断要求日本领事馆准其出兵维持南满附属地以外的秩序,未获要领;接着日本浪人在日侨住宅及商业区,一连四次自掷炸弹,希望制造事端,引起混乱,但以中国军警,沉着应付,阴谋失败,但仍不得不注意警戒。

第三天,也就是六月十九,方使发布张作霖伤重不治的消息,布设灵堂,正式发丧。张学良同时宣布就任奉天督办一,停止军事行动。吴俊升的黑龙江督办的遗职,则由万福麟接替。

其时,北京已由阎锡山的部队接收,阎锡山在保定就任京津卫戍总司令,表示权负责治安,政治听中央办理。六月十五日国民政府发表“对外宣言”,统一告成,对外关系另辟新纪元,十六日发表“对内宣言”,揭示“厉行法治,澄清吏治,肃清盗匪,莹免苛税,裁减兵额”五大要政。

但看来全国统一,其实还有缺陷,阎锡山派奉系将领于珍、邢士廉到沈阳,劝张学良服从中央政府,以政治方法解决东北危机。

东北危机甚多,眼前所需应付的,就是履行日本包办铁路的问题;张学良已下定决心,不理会这件事。

“什么包办铁路?我不知道。”

“是令尊代表中国,跟敝国签订的条约。”林久治郎问道:“阁下怎么说不知道?”

“喔,条约!”张学良答说:“所有重要文件都在先父遇险的那一刻,炸毁了。”

林久治郎没有想到,张学良有这样一个借口;当时气急败坏地说:“这整个交涉,都是杨总参议经办的,他完全知道。”

“喔,”张学良淡淡地答说:“他现在深州,跟白崇禧一起料理撤军的事,等他回来再说吧!”

一句话将林久治郎挡了回去。直到两个星期以后,方又见面——那天是张学良受东三省省议会联合会,一致推举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新职就任之日,林久治郎特地前来道贺。

“我们已看到了贵总司令南北息争言和的通电。不知道你跟南京政府有联络没有?”

“尚无联络。”

“听说阎锡山派了代表来,劝阁下接受南京政府的职位,是吗?”

“什么职位?”张学良又说:“你弄错了!于珍、邢士廉是回来归队。”

“南京政府具有共产主义色彩,地位亦尚未稳定,东北并没有与之联系的必要。而且,”林久治郎意味深长地说:“阁下亦宜在培养基础上下点工夫。”

国民党原来容共,而张作霖则视共产主义为洪水猛兽,封华俄道胜银行,搜查俄国使馆,逮捕中国共产党人。

蒋介石及一班国民党元老,原来便已对客共一举,不以为然;由于受张作霖的坚决反共态度,认为容共为南北统一的一大障碍,因而决定反共清党。张作霖这次愿意交出政权,就是认同清党以后的国民党的一种表示。张学良认为东北服从中央,至少在他个人无悖于老父的素志,只是此事尚待民意公决,不必与林久治郎争辩,妄言妄听,一笑而已。

倒是最后一句话,张学良颇有警惕,而且觉得林久治郎是善意的忠告。在内部,东北上下一致,全体拥护;但在外面,亦就是日本方面,军阀、政府甚至张家的顾问,对于谁应继承张作霖,有不同的意见,松井七夫看中杨宇霆;齐腾恒看中张作相;河本大作看中张景惠。主张维持张学良的,只有一个奉天特务机关长秦真次,不过日本政府大致的看法,眼前一动不如一静;张学良的地位,眼前还不致受到威胁,长此以往,就很难说了。

由于有这样的警觉,张学良深感如何在外交上解除来自日本的压力,应该是他今后需要格外着力的问题。

痛定思痛,张学良很想找出父难的真相。家人及亲信僚属,私下谈论,都怀疑杨宇霆、常荫槐及町野武马等少数人,事先已有所闻。町野武马事先曾有建议,专车最好在白昼行驶,而且自愿同行,但到了天津就下车了;与张作霖同岁的町野武马,虽有军籍,但跟日本陆军的关系不深,自从三任共九年任期满后,改充张作霖的私人顾问,每年从五夫人手中领取交际费三万元,到日本活动的对象,大致是财界、满铁及“玄洋社”——“黑龙会”的重要人物;在军界,常接触的只有一个影响力不大的上原勇作元帅。町野武马由于跟关东军的关系不深,不可能参预密谋,但却可能从其他方面得知消息,只不敢公然明言而已。

最可疑的是常荫槐,偏偏会在皇姑屯前面一站下车;可能连出事的地点,都已前知,但没有证据,无奈其何。

但真相终于渐渐揭露了。原来当六月四日出事以后,有个浴室老板,偶尔去看热闹;发现其中两具尸体,就是前一天深夜,由刘戴明带来的三个客人中的两个。像这种身分的人,常是日本宪兵的“线民”,他们向沈阳宪兵队密报。使得张作霖死于关东军之手的消息,因而流传于东京政要之间。

不久,东京的铁道大臣小川平吉,接到他的一个朋友工藤三郎的申诉,评他的亲戚安达隆盛,受河本大作之托,找到刘戴明为他“办事”,言明酬金两万日元,但只付了一千元的定金以外,事后对余款概不认帐,使得他很难对刘戴明交代。如果出了什么纠纷,安达隆盛表示不负责任。

小川便将这话转告了田中首相;未几元老西园寺公爵也知道了这件事,便将田中义一找了去说,倘或刘戴明为张学良所捕,供出实情,丑事暴露,与日本的颜面有关。好在南满路的经费很宽裕,赶紧给了人家吧!

刘戴明终于收到了应得的血腥钱,而且在日本人的指使下,逃到大连去开“燕子窠”,其后不知所终;想来亦是被日本宪兵杀之灭口了。

由于林久治郎想阻止张学良在东北易帜,交涉无功,日本特派外交界耆宿林权助出马;此人在戊戌政变时期,当过驻华公使,新近奉派为日本驻法大使,以吊丧特使的名义,到达沈阳,跟张学良展开密谈。林权助倚者卖老,谈话一次比一次露骨,八月九日更提出威胁性的警告,说东三省如果率尔易帜,日本已有采取自由行动的最大决心。

“我是中国人,”张学良答复他说:“自然要以中国人的立场,作为看问题的出发点。我愿意跟国民政府妥协,无非是为了中国统一,实行分治合作的政治理想而已。日本的劝告,我愿意考虑,不过我可以奉告特使先生,这个问题的最后解决,以东三省民意为依归。”他停了一下又说:“就国际关系而言,想来日本是文明国家,不至于冒干涉他国内政的大不韪。再者,日本为什么屡次以强硬态度来威胁我,我实在不明白。”

“日本对这方面,已有决心;即使冒干涉内政之嫌,亦在所不惜。”林权助催促着说:“希望贵总司令从速下定决心。”

“不行!”张学良毫不屈服,“我的决心,以东三省民意为定;我决不会违反东三省的民意;也决不能不讲是非。”

此时陪同林权助来的一名日本少将,插嘴说道:“现在不是谈是非的时候。田中首相的决心,就是是非的标准。贵总司令如果不能依从田中首相的决心,东三省将有重大事故发生。”

这是相当明显的威胁,如果态度过于强硬,“济南惨案”将复见于沈阳;因此,张学良召集元老、心腹会议后,决定将易帜日期,延后三个月。第二天由刘哲当面通知林权助,这多少是个结果,林权助的任务不算完全失败,回到东京也可以交差了。

但是,张学良要易帜的决心,反因林权助此行而更炽烈,因为挂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,则外交问题,日本应该到南京去交涉,他的肩头就减轻了;其次,更有一项肘腋心腹之患,亦只有易帜,才能消解。

原来国民政府内部,出现了宁汉分裂以来的第二次危机——蒋介石在北伐胜利后,立即进行裁兵,这是非常正确的政策,因为非如此不能节省天文数字的军饷支出,移作建设之用。但第二、三、四集团军,都认为这是“撤藩”,目的在削落他们的势力;其中第四集团军的态度,更为激烈。张学良接到密报,第四集团军首脑之一的白崇禧,与杨宇霆在滦州处理直鲁联军的善后问题时,相处极欢,每每闭门密谈;白崇禧与杨宇霆都有“小诸葛”的外号,加之还有以善谋著称的“孙联帅”——孙传芳参预;这三个人集合在一起,可不是“三个臭皮匠”,因此,颇为多方所瞩目。

直鲁联军的问题,已经解决,照道理来说,一切皆应归于正常,而滦河方面的情况,非常不正常。第一是滦河以东的昌黎、卢龙、迁安、抚宁、临榆等五县,原是河北省管辖的五县,杨宇霆所指挥的奉军,盘踞不去。第二是北平——北洋政府垮台后,国民政府明令恢复明初燕王时代的名称北平;所以京奉路,亦改称为平奉路,被截成两段,每周对开两次,至滦州互换车头。过了深州的平奉路,由常荫槐控制。第三,杨宇霆、常荫槐扣留了平绥、平汉、津浦各路局运送奉军的车皮五千四百个;车头亦有数百个,中央曾两次派交通部次长王征出关交涉,不得要领。

为此,张学良挨了不少骂,但杨宇霆跋扈嚣张,张学良无奈其何,据熟悉内幕人士分析,白崇禧与杨宇霆的合作,是相互利用。白崇禧的打算是,即为裁兵而召开的编遣会议,极可能破裂,那时滦东的奉军,即可利用扣留的车头、车皮,长驱南下,配合在渤海湾的舰队,则局处胶东的直鲁联军,亦将活跃。至于奉军干预编遣会议,所得的报告,当然是支持杨宇霆取代已由抽大烟进而打吗啡的张学良,而杨宇霆接管了东北,当然是全面倒向日本。

但如归顺了中央,首先对杨宇霆的野心,就是个有力的约束;因为这一来,他的野心如见诸行动,便成了人人得而诛之的乱臣贼子;同时,日本对杨字霆的支持,亦必因此而有所收敛。

经由信使往还,中央对张学良的要求,几乎完全接受,将热河亦划归东北,并先易帜;同时任命张学良为国民政府委员。至于东北的党务,亦不妨暂缓推进;总之一切的步骤,都力求慎重稳妥,不使日本有任何干预的借口。

延缓三月的期限已届,时机亦已成熟;张学良便在十二月甘九日上午七时,发出通令,奉天、吉林、黑龙江三省,同时悬挂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。中华民国终于真正地统一了。

其时杨宇霆早已回到沈阳,张学良本想派他去当黑龙江省长,但杨宇霆仍旧愿意担任总参议,推荐他的心腹常荫槐出掌黑龙江,张学良如言照办。

杨亨霆的气焰更甚于以前;以前有“老帅”在,多少还有“一人之下”的模样,如今完全是“万人之上”了。张学良在他心目中,只是个刘阿斗;《三国志·诸葛亮传》说,刘先主临终以前,特召诸葛亮交代后事,说“若鄙子可辅,辅之;如其不才,君可自取。”外号“小诸葛”的杨宇霆,认为张学良这个“鄙子”,实在“不才”,已在作“自取”的打算。

因为如此,他对张学良渺视到了毫无顾忌的程度,称呼上加上个东北人所说的“小字眼”,司令长官变成“司令长官儿”。民国十八年一月七日,也就是阴历前一年的十一月二十七日,杨宇霆为他的父亲作七十岁生日,奉为首座的贵宾,不是“司令长官儿”,也不是特地从大连来拜生日的“孙联帅”,而是为东北将领所轻视的褚玉璞。

这便使得张学良越起戒心。在此以前,张学良已看出杨宇霆包藏祸心,患在不远,一次是他劝杨宇霆应该效力中央,疏远日本,杨宇霆答说:“你走你的中央路线,我走我的日本路线,两宝总有一宝押中,有什么不好?”

张学良便问:“如果是你的这一宝押中了呢?”

杨宇霆瞠目不知所对。

张学良有个洋顾阳门也是好朋友叫端纳,澳洲人,其实是英国的高级情报人员。英国的在华利益,一向是跟日本发生冲突的,所以端纳对走日本路线的杨宇霆,非常注意。有一回他问张学良:“你是不是向捷克订购了三万支步枪?”

张学良大为诧异,于是端纳出示由平奉路局公款付给捷克军火商的单据,才知道是常荫槐假借他的名义所订购的,于是找了杨宇霆来问。

“不错。”杨宇霆坦然承认,“这是给黑龙江山林警备队用的。”

“我怎么不知道?”

“小事嘛!”

张学良略想一想又问:“咱们的兵工厂,不是也能造步枪?”

“没有人家的好。”

杨宇霆脱口而答,完全没有想到对方的感想——好家伙!你不但要发展自己的武力,而且装备还要胜过我。

“听说叶开鑫、叶琪来了。”张学良又问:“他们来干什么?”

“叶开鑫代表唐生智;叶琪代表白崇禧。”杨宇霆洋洋得意地说:“专诚来给我们老爷子拜寿。”

“住在哪儿?”

“住我家。”

“我跟他们多少也算认识,怎么不来看我?”

“嘿!”杨宇霆大声答说:“人家也要看得见你才行啊!你白天黑夜颠倒着过,人家要来看你,你没有起来;等你有精神能见客了,人家可是要睡了。”

张学良默然,杨宇霆却还有话说;告诉张学良町野武马又从东京来了。张学良很轻视此人,因为他只是个黑龙会的外围分子,与日本政府跟军部的关系不深,没有什么用处而好说大话;在张作霖被刺以后,张学良送了他十万大洋,将他辞退了。

他这次从东京来的目的,张学良可以预想得到,是为了五路事件。果然,町野武马直言相告,希望张学良履行张作霖跟日本所签的“五路协定”。

“先父那时是代表中国政府签的协定,现在原件已经毁在皇姑屯;东北是地方政权,不管外交上的事,请你们找国民政府外交部去交涉。在我这里,别说履行什么协定,连谈都无从谈起。”

话风中点水泼不进去,町野武马默无一言地退出以后,立刻去找杨宇霆。到了半夜里,杨宇霆来了,脸色颇为严重。

“这件事,搪塞不下去了。原先没有挂青天白日旗,人家还有个指望,我也比较好敷衍,如今一挂了旗,人家非算帐不可。”

“算什么帐?”张学良冷笑,“他跟我算帐,我还跟他讨那笔血债呢!”

“话不是这么说,倒底是怎么出的事,也还不知道,而且也还没有证据。”

“五路协定,不也是没有证据吗?”

“不过,老帅确是许了他的。”杨宇霆紧接着说:“町野武马来找我,脾气是发极了,他说,他也不是非逼着咱们履行协定不可,不过他是原经手人,这件事得对满铁跟田中有个交代。他要我跟他发表一个联合声明,说明当时交涉经过。你说怎么办?”

“你不是跟老爷子唱双簧唱惯了的吗?仍旧想法子敷衍一下好了。”

“不行!此一时也,彼一时也。第一,那时候没有挂旗;第二,老帅总是满口答应,指定要我跟日本人接头,我才好想法子;如今打你这儿先就一口回绝了,咱们的双簧唱不起来。”

“那,”张学良感到事态严重了。“你说怎么办?”

“我当然不能跟他发表什么联合声明,由他一个人去发表好了。”

“发表了,咱们怎么办?”

“不理他。”

“那不等于默认了吗?”

杨宇霆不作声。显然的,杨宇霆已经跟町野武马商量好,用公布内幕的办法来要挟他,“地价一千万,收过五百万”之说,他不知道有这回事没有?但只要一公布,大家都会说:“怪不得!张作霖没有拿日本人的钱,为什么要签那个协定?”这一下,老父的一世英名,付之流水;而且也替国民政府外交部带来了极大的难题。

这样焦虑苦思到天快亮时,痛头发作,找了住在帅府的马医师来,注射了一针海洛因,顿觉精神一振,脑中灵光闪现,刹那间想到了一条釜底抽薪之计。

于是找了他的内卫人员来——张学良的卫队是一个骑兵连;特为选出一排人,昼夜轮班,随侍在旁,宛如帝皇的“宿卫”,称为“内卫人员”;卫队长名谭海,奉召前来,张学良问道:“还有谁在?”

“高纪毅、范凤台。”

“你把他们也找来。”

等三人到齐,张学良说道:“杨邻葛跟町野武马,打算公布当年老爷子跟他们谈判五路的经过,你们说这件事该怎么办?”

“他怎么能这么办?”谭海愤愤地说:“老帅在的时候,待他那么好,他居然敢毁老帅的名誉,太不应该了。”

“应该不应该是一回事,日本人要公布,又是一回事。咱们得想个法子拦住他不发表。”

沉默了好一会,高纪毅用低沉的声音说:“只有干掉。”

郭松龄的部下,大都认为郭松龄被捕后,“就地正法”是出于杨宇霆的主意,早欲得之而甘心;这就更加强了张学良的决心,当下秘密商定了计划,各自散去,张学良一觉睡到下午才起身,命值班的内卫张汝舟打电话找杨宇霆与常荫槐,由下午四点钟打到六点钟才找到杨宇霆。

“司令长官叫我给督办打电话,晚上来打牌。”

“还有谁?”

“没有外人,长官踉太太,还要请常省长。”

“常省长在我这儿。”杨宇霆停了下来,大概是跟常荫槐研究,张学良可能要跟他们谈新五路的问题,好一会才在电话中说:“一会儿我们俩一起去。”

到了七点钟,一辆踏脚板上站了四名卫士的大轿车,开到帅府;卫士被留在外面,杨宇霆与常荫槐进了仪门,那座半洋式的大楼,楼上是张学良夫妇所住,楼下是一间大客厅与两间起居室,东面一间,陈列着一具老虎的标本,大家都称之为“者虎厅”;西面一间是张学良的“签押房”。

将客人引人“老虎厅”后,方始通知张学良下楼会面;起先是寒暄,随后声音便低了,厅外的内卫不知道他们在谈什么?好久,只见张学良推门出来,大声喊道:“杀个台湾西瓜来吃!”

一语甫毕,不知道从哪里闪出来四个人:谭海、高纪毅、范凤台,还有一个叫刘多荣,手里都拿着枪,推开老虎厅的门,四枪并举,杨宇霆站在屋子中间,首当其冲,身子晃了几下,倒下地去;坐在沙发上的常荫槐可能是吓傻了,身子未动,便即呜呼。

这时宪兵司令陈兴亚已受命开始执行全城断绝交通的戒严任务。杨、常的尸体用灰色军毯包了起来,送到东花园暂置;血迹当然也打扫干净了,张学良便又打了一针海洛因,开始筹划善后。

“把朱处长、刘处长请来。”

张学良的幕僚,有武有文;武将闭祸,照例文官收场;这朱、刘二人,一个是军法处长朱光沐,一个是秘书处长刘鹤龄,奉召到达帅府途中,已经知道了这回事,彼此已经交换过意见,有了腹案,所以等张学良一问到“怎么办?”立刻便有了答案。

“他们犯了军法,审明枪决,要作一个判决书。”刘鹤龄说:“再要发一个司令长官领衔的通电。”

“我想,还要打个电报给何云竹,说明一切,让蒋介石有个了解。”

何云竹便是何成溶,湖北随县人,早年在武昌经心书院读书,光绪末年弃文就武,出身日本士官;他先是黄兴的主要助手,以后追随中山先生,亦深获蒋介石的信任。他在国民党内一直担任一项特殊而重要的秘密任务,负责运动各方军人,响应革命;北伐开始,他是蒋介石驻上海的总代表,现在正移驻北平,是蒋介石与张学良之间的联络人。

商量停当,由朱光沐、刘鹤龄分别动笔,通电中宣布杨、常罪状,先是总括一笔:“溯自民国十三年后,屡次战祸,均由彼二人怂恿播弄而成。”下面提到东北与国民政府“信使往来,南北协洽”,只有他们俩,“返回观望,阴事阻挠。”

阻挠的具体证据是:滦东五县,不肯交还河北,其一;平奉车辆,张学良已允交还,而杨、常作梗,以至关内外铁路,迄今不能畅通,其二;滦东撤兵,顺应世局,而杨、常坚持异议,其三;至于在东北,则杨、常“以兵工厂及交通事业,为个人私利渊薮,把持收入,不解省库,其动用款项有案可稽者,已达现洋二万万余元,既无长官批示,亦无部认核销”,而且任用私人,排斥异己,前奉天省长王永江之被逐;以及激起郭松龄之生变,都该由杨、常负责。

既然如此,何以不早作处置,而有此突发的制裁行为?这一点当然要解释,是由于“近更暗结党徒,图危国家,言念及此,曷胜隐痛”,这十六个字便将“五路协定”、皇姑屯炸车这两重公案都包含在里面了。接下来,省不得说几句门面话:“学良与同人等再三筹商,佥谓非去此二人,东北大局,非徒无建设之望,且将有变乱之萌。大义灭亲,何况交友?毒蛇螫手,壮夫断腕,学良等不敢违弃公谊,徒顾私情,当于十一日召集会议,并邀彼二人列席,当众按状审问,皆已俯首服罪,询谋金同,即时宣布罪状,按法执行。”最后还有几句意在言外的话:“国家自有定律,非同人等所能轻重”,这是说杨、常确是犯了死罪;“所冀海内明达,洞悉内情,共明真相”,暗示有日本人牵涉在内,只是不便明言而已。

通电列名的人,也就是召集会议、审判杨、常的人,除张学良以外,有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张作相、万福麟;已改名为辽宁的奉天省政府主席翟文选;热河省政府主席汤玉麟,海军司令沈鸿烈,以及东北元老张景惠、刘尚清、刘哲、莫德惠等人。

判决书的主要内容,与通电大致相同;但增加了一段张学良在通电中不便说的话:“又接报告,该被告人等,又与共产党魁某某等勾结,预定本年三月间中央代表大会,南北同时发动,杨负奉军联络及兵器补充;常力收黑龙江省防军,扣留交通款项,利用失意军人。并曾给德法某机关汇去巨款。”暗示三中全会以后,编遣任务开始时,将会有大规模的反中央军事行动;利用张宗昌、襦玉璞打前锋。

其时已到破晓时分,张学良叫人打电话给杨宇霆的两名亲信,粮袜厂厂长葆康及被服厂厂长潘廷贵,即刻到“帅府”来议事。此两人都还在被窝中,为家人唤醒后,大惑不解,不知为什么挑在这个时刻会议?及至赶到“帅府”,才知道杨、常被杀,顿时面无人色,身子抖个不住。

“不与你们相干!”张学良安慰他们说:“他们两个人该死,别人没有错。我找你们来,第一,要你们俩给他们办后事;第二,你们告诉这两家人,我决不会跟他们家属为难。”

上午九点钟,住在大和旅馆的孙传芳,接到张学良亲自打来的电话,说有要事面谈,已经派汽车来接了,请他务必命驾,

到得“帅府”门前,他就感到气氛有异,进进出出的人很多,但都是脸色阴沉,而且急步匆匆,视而不见的神情。孙传芳由副官带到签押房,只见张作相与翟文选都在,见了他只点一点头作为招呼,连口都未开。

“孙联帅到!”副官在另一间屋子的门口报告。

“请进来!”是张学良的声音。

孙传芳一听,随即起身入内,见面吓一跳:张学良的神气,非常难看;上身着睡衣,下身着马衤夸,正伸左臂,让医官替他注射海洛因。

“我放了大炮!”

“汉卿!”孙传芳讶然相问:“我不懂你的话。”

“我,”张学良的神情越显阴郁了,“把杨邻葛、常翰襄枪毙了。”

孙传芳大吃一惊,目瞪口呆地看着张学良,心里很难接受这样一个事实。

“我自信没有办错。如果办错了,我向东三省父老请罪。”

说到这里,郑谦进来了,张学良便从桌上拿起通电及判决书的稿子,交给了他;关照他润饰,然后与孙传芳一起到了签押房。

“这么办,”张作相面无表情地说:“未免过甚!”

“我如果办得不对,我给父老请罪!”张学良握拳连连击桌,“我自信没有办错,绝没有办错。”

“事已至此,”孙传芳用和事佬的口气说:“先不必研究办得错不错,得要商量善后的办法。”

“等大家来了,一起商量。”

所谓“大家”,便是东北的领袖人物,应张学良之约,陆续到了。由郑谦宣读了通电的稿子,也就等于提出了善后的办法;由大家承认,杨、常是经过他们讯问以后,“俯首服罪”,因而一致决定,“即时宣布罪状,按法执行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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